《蔡钰·商业参考2》李迅雷：中国经济转型难在哪里

中国要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这事已经是共识了。而这个转型又分成两层：

第一层，是外循环不畅通的时候，当务之急就是把国内大循环给弄顺畅，这就需要发力扩大内需；

第二层，内需又分成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投资在短期能够稳增长，但长期看的投入产出比是不断下降的。所以，相对来说消费需求更值得去拉动。

我们提到过好几次，中国要让中等收入人群翻倍到8、9亿，就是为了增加有消费能力的人群规模。

最近我读到经济学家李迅雷的一篇文章，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经济转型的难点在哪里？

这是一个我很喜欢的牛顿第一定律式的问题。这相当于是在问，什么在阻碍中国顺利地实现经济转型，把消费需求大幅拉起来？

李迅雷给出了两个他认为比较关键的难点，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难点是居民收入结构存在不合理。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优势来自人口红利，这个你也知道。那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什么？就是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廉价。体现在整个国家的GDP里，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占比很低。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这个数字只有43%，你别觉得听着挺高的，实际上，全球平均水平能够高达60%。而美国更高，超过80%。

如果我们去看中国的政府部门的税收结构，就会发现，中国政府收税更依赖企业而不是居民。这也好理解，毕竟中国过去那么多年，经济增长主要是来自投资和出口的拉动，而这两个动作的行为主体当然都是企业。所以，中国的税收总收入里，跟企业部门有关的要占到65%，而跟居民部门有关的大概是15%，其中个税的占比更低，只有7%。这之外，中国也没有资本利得税、房产税和遗产税这三大跟居民相关的基本税种。

你可能听到这句话，火气蹭就上来了，好好的我干嘛替政府琢磨多收你的税。你先按捺住，再来听听美国。

美国联邦政府的税收结构刚好跟中国是倒过来的，2020年美国的个税占比达到47%，而企业所得税占比只有6.2%。

这两年疫情，美国财政不是一直在给美国的居民发现金补贴，还给给失业人员发放巨额的失业救济金么。结合它的税收来源来看，就等于是从中高收入者那里收税，然后发放给全体美国居民，等于说，财政的居民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还挺强。

这来带来的结果你已经看到了，虽然疫情爆发，但美国民众这两年还是很愿意投资，很愿意消费，以至于通胀率到了3月份都拉到了8.5%。美股也一再创新高，资金们还纷纷参与SPAC公司去并购项目。

而中国这边，因为税收主要来自企业部门，所以这两年的降税减费行动也主要是针对企业部门，比如说给1.5亿户的市场主体退2.5万亿的税金等等。而我们直接给到居民部门的减税或着补贴动作不算多。

那为什么哪个部门交税多就要给哪个部门退税也多呢？凭什么不能够拿企业交的税来补贴穷人呢？政府也有政府的考虑，它得优先保护社会的主要税基，也就是纳税主体，只有这样明年它才能够仍然有税收来让社会持续运转。不过最近也有消息开始说，像北京这样的城市也要开始发居民消费券，直接补贴居民了。

那么，要拉动内需，政府干脆搞阳光普照，直接给全市场注入流动性不行吗？这不就能把居民和企业都照顾到了。

这也不太可行。李迅雷说，货币总量是持续扩张了，但结果一般都是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中的高收入人群受益，而中低收入的居民明明更需要钱，但在这种广泛撒钱的过程当中，他们的相对收入却会变得更少。有统计数据说，2020年开始，三年疫情下来，居民部门的收入差距是在进一步拉大的。拉大的原因就是，中低收入者们主要干的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作，更加需要跟他人和社会打交道，进行近距离接触，所以他们也就更容易受到疫情的影响而被动歇业。

所以关于这一点，李迅雷的结论是，中国经济要往拉动内需转型，首先就得通过税制改革来缩小收入差距。那怎么缩小收入差距呢？得想办法对高收入者实行有效地征税，把政府税收收入里的个税比重提高，然后通过第三次分配，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和社会福利。

但是这个道理大家虽然明白，但是毕竟牵动所有人的利益，说易行难，所以也就成了中国经济转型的第一个难点。

第二个难点是，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创新的动力不足。

这件事很好理解了，我们只简单来看一看李迅雷所采用的论证数据。

他预计说，2022年，中国的总人口就会开始减少。

那么，中国要是没有了人口红利，可以靠工程师红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才红利来创新吗？你肯定也经常听说，中国的大学生产量是非常高的。那么，用什么来衡量工程师红利这个东西存不存在，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呢？

李迅雷选了一个评估指标：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变化。所谓「劳动生产率」，就是单位劳动力的价值产出的多少。你想，这个指标还挺有道理的：一个单位劳动力，比如说一个人，他在劳动力可以投入的体力是相对固定的，但是他的脑力，如果他经过了更多的教育是可以不断地提高的。这样一来，他所创造的价值越大，当然也就能够说明工程师红利越存在。

结果，李迅雷的研究结论是，工程师优势我们是有的，但工程师红利不好说。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估计也会在明年开始达到峰值，而到了20年后，中国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连现在的一半都达不到了。

而相对来说，真正有工程师红利的可能是美国，美国在2021年人口增速也很低，只有0.1%。但它靠的是每年在全球吸引超过100万的优秀年轻人赴美留学。这使得他整个国家的平均年龄能够保持在38岁左右。

我查了一下，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下来，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是38.8岁，跟美国现在差不多。但是中国的外来移民并不普遍，留学生的数量也还比较少。

所以李迅雷的意思是，开放移民这事也需要加紧。否则像日本那样，在人口已经充分老龄化之后才积极鼓励移民，就为时已晚了，日本今天的创新动力跟它30年前相比，已经明显不足。这也说明了，人口结构越年轻，才越具有创新动力。

而中国的高端劳动力，跟日本和美国相比还有一个区别，就是更爱从事金融业而不是科技和先进制造，哪怕是工科类学生也愿意往金融行业去。这就等于说，金融业对中国形成工程师红利也有干扰。

所以，中国想要产业升级，得在户籍制度、移民政策等等诸多方面进行改革，来给产业提供创新人才，这件事也非常难、非常艰辛。

但是难也得做啊。所以借着李迅雷的这两个思考角度，接下来，你要是看见中国探索资本利得税、房产税和遗产税，或者去尝试接收更多的留学生和移民，你就知道背后的考虑是什么了。

另外，李迅雷的这两个思考还制造了一个冲突：

你想，中国产业升级需要依靠人才创新，而有产业创新能力的人才，往往又是中高收入群体，因为他收入高才证明他的能力有市场价值。这样一来，如果加大对这群人的征税，可能又会打击他们的创新动力。

也就是说，前面说的两个难点结合在一起，又会形成互相咬合的第三个难点。

所以我不负责任地猜测一下的话，如果要在个税层面进行改革，可能会更侧重面向财富税基征税。

什么意思呢？国际上主流的税基可以分成三类：国民收入、国民消费和国民财富。

把国民收入当税基，就是从你新挣的钱里收税；

把国民消费当税基，就是从你新花的钱里收税；

把国民财富当税基，就是从你囤积的钱里收税。

你想，要是从你的日常收入里多征税，容易影响你的工作热情，这不利于社会发展和创新；那要是从你日常消费里征税，又容易影响你的消费热情，这也不利于拉动内需；相对而言，要是从你的财富里面征税，也就是房子、遗产和股票收益这些，它不太会打击劳动生产率，而且还可能有鼓励消费的效果，因为可能就会觉得，花掉的钱才真正属于你。

好，听到这儿，如果你想去花一花钱？请告诉我你打算去买点什么。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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