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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为什么成了新偶像?

5.学者为什么成了新偶像?

 

各位得到的用户一定很熟悉刘擎老师。他在得到App上开设两门课,但我今天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和刘老师相关的尴尬经历。

 

今年年4月的一天,我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听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陈嘉映老师的讲座。我惊喜地发现刘擎老师也在其中。下课后,我找到他想约采访,被他拒绝了,他把一个月的日程表发给我,我一看,这个日程表简直就是一则明星通告。直到今年10月,我们的采访才有机会进行。

但这样的日程表,也正是我们想约访他的原因。当时我们正在制作今年第五期杂志:新青年,知识新偶像。

这几年,借助得到、看理想、豆瓣这些网络平台,《奇葩说》《十三邀》网络节目,像刘擎这样忙起来的“网红”教授不在少数: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罗翔,从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离职的薛兆丰,远在欧洲的社会学者项飙,加上之前已走进公众视野的陈嘉映,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锦华等等。

 

知识分子受到公众,尤其年轻人的喜爱,这在历史上并不新鲜,从百余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60年代西方思想及流行文化的爆发,再到1980年代中国内地的文学热,以及1990年代《百家讲坛》掀起的学者风潮——应该说,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面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都会产生一些疑问和好奇,他们需要寻求来自知识阶层的思想资源,以期应对当下的现实,多些思考。

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一代新青年对于学科的偏好产生了很大变化。

这期封面里,除了学者和平台,我们还采访到一些有趣的年轻人,比如人类学博士候选人曾毓坤,他在2020年疫情期间,在豆瓣上列出了一个人类学阅读清单,表示要组建一个读书会。当天,就有一百多个人私信加入,第二天,他们就举行了第一次线上读书会。

这绝不是一个个案。这几年,借助微信公号、直播平台、Zoom和飞书这些在线工具,很多民间的、自发的青年读书小组都非常活跃。

我们也拿到一份启德教育发布的《2021年中国留学生白皮书》,从2015年到2020年,商科申请占比始终排在首位,33.8%;其次是社会科学,占比21.2%。这5年中,社会科学占比增长了5.3%。

由于身处极大的不确定的时代,新一代年轻人的困惑比以前更多。我们发现,上一代年轻人,普遍对文学、诗歌、历史故事感兴趣。但是你看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关注点更多转向了社会学、人类学、哲学、思想史。这些学科原本被认为是边缘的、偏门的、不合时宜的,现在却成为年轻人追捧的对象。

 

这个变化有商业因素的推动,但最终是关乎社会和文化氛围的转向,它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你会发现中国的青年产生了一个心态上的巨大转变:从寻求慰藉,到寻求解释,寻求答案。

 

6. 衡量城市发展水平有哪些新指标?

 

你可能知道,《第一财经》有一个城市排行榜,就是每年春天,我们的新一线城市研究所会发布一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发布那天,这个榜单自动登上微博热搜,331个地级市的微信公号都会转载,以至于到后来,很多媒体同行直接引用,我们无法收取版权费。

但你不知道的是,“新一线城市”这个概念是《第一财经周刊》在2013年发明的,指的是除了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以外,具有一线城市发展潜力的城市,包括高速成长的低线城市。

 

那城市排行怎么排呢?你很容易想到的一个指标就是GDP。很多人都会关注GDP百强市。确实GDP的总量和增速,代表了一个城市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

但是,在我们的城市评价体系里,GDP是一个非常小的指标,是5个一级维度、17个二级维度和74个三级维度,GDP只是下面的一个维度。这是为什么呢?

《城市的胜利》这本书里有一句话: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它容纳一切生活的轨迹。请注意,这句话的题眼是这个词——“生活”。我们认为,GDP的评价方式太过于简单粗暴了,无法承载我们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

 

 

 

所以,我们在做城市排名的时候,把很多你可能想象不到的指标都纳入进来了。

这是我们今年发布的排行榜。它采纳了170个主流消费品牌、17家头部互联网公司和数据机构提供的各类城市数据,为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重新排名。

 

你可以看到,成都在我们的新一线城市排行榜里,已经连续很多年都排名第一。这个榜单因此受到一些质疑,网上甚至传言,我们是一家成都投资的媒体,关键的问题是那为什么成都排名这么靠前呢?

因为我们会看很多GDP以外的指标,比如大公司大品牌的选址。我们会看170个主流消费品牌门店的数据,看他们会选择在哪个城市开店。这个反映的是一座城市未来的消费潜力,是商家用真金白银地投入看好一座城市的发展。像成都,包括咱们武汉,特别重视“首店经济”,就是国际大牌、本土品牌的第一家旗舰店开在哪里,这就是判断城市发展特有效/好的一个风向标。

我们还会看什么呢?

比如,我们会看一个城市有没有通高铁。如果通了高铁,那么城市的枢纽性就会非常强。

我们还会看毕业以后选择去哪里。毕业生愿意去的城市,房价、就业机会都会更丰富。

我们还会看一个城市是不是有很多的淘宝小业主。有的话,说明民间商业特别活跃。

此外,还有空气质量、融资规模、创新公司产生和孵化能力等等,很多指标。

为了追上城市快速的变化过程,我们每年会根据新的情况寻找新的数据源。

比如,在生活方式多样性这个维度中,我们把keep的运动数据和活跃度纳入其中,作为衡量城市休闲丰富度的一个指标。一个城市有更多人出去运动和跑步,适合户外运动,享有更多生活的活力。

此外,在城市里很多可以玩的东西,很多活动可以参加,说明有更强的发展潜力。比如,我们有一个指标叫夜间活跃度指数,包括夜间出行活跃、夜间灯光强度、城市公共交通通达度等等。曾经,一个上榜的新一线城市发现一个商圈夜间活跃度不高,查看我们的数据发现,是因为附近公共交通停运时间过早,很多年轻人逛街赶不及回去,打车也比较抢手,于是他们及时延长了夜班车、夜班地铁的运行时间,从而给城市活跃度提高了一个大的台阶。

在这些城市里,变化幅度最大的是佛山。佛山这几年的排名持续上升,因为它正在从产业主导的城市转型为生活主导的城市,年轻人愿意在那里生活,从广州抢人。

今年的榜单,我们最担心的是武汉,因为新一线的排名是基于上一年的完整数据做出的。此前,武汉一直稳居新一线城市排行榜前列,但经历了2020年“封城”,高铁也断了,商业也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担心武汉是否还会出现在15个新一线城市名单中。结果武汉的名次只下滑了两位,排在第六名,还是非常令人惊喜的。

讲了这么多,不知道你发现没有,我刚才讲的这套评价体系背后有着鲜明的价值观。我们认为,一切的数据的背后都是人。人的活动代表城市的活跃度,人的评价决定城市的魅力,人的选择代表城市的未来。

 

7. 造车为什么成为手机公司的新战场?

 

在今天的分享中,只有一个产品出现了两次,那就是:汽车。

我们在最开始提到,今年是电动车市场爆发之年,传统巨头会成为今年的新玩家,但没想到的是,包括苹果、小米、OPPO、华为等在内的手机公司以也开始以不同的方式进入电动车市场。

这是一个多奇怪的商业现象——为什么手机公司要集体去制造汽车?

但深究原因,这个奇怪的事也能理解。

事实上,得益于2007年第一款没有键盘的手机iPhone诞生,以及2011年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智能机时代经历了将近五年的高速成长,新一代本土手机制造商占据了市场主流位置。

在这个黄金时代里,频繁的换机潮,年轻用户高涨的消费热情,使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在2016年创下历史最高。但此后进入快速下行通道。2016年以来,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连续5年下降,从14.7亿台降至2020年的12.9亿台。

 

比市场饱和更麻烦的是,手机行业陷入技术创新的“内卷”——从一个摄像头到两个,三个,四个,有人怀疑手机会不会全身长满摄像头,手机业是不是再也不会有当年iPhone那样亮眼的创新?

这些因素迫使手机业寻找下一个大生意,但什么行业能让他们维持过去每年上千亿元的营收?

手机业也曾经把希望寄托在智能电视和客厅革命之上,但就在今年,5G普及,数字化技术延伸到了不同行业——汽车被认为是物联网环境下最重要的终端设备,是智能社会的基础设施。那么从逻辑上,你可以理解手机厂商为什么同步进入这个领域。

然而,手机业和汽车业非常不同。汽车业的市场规模几乎是手机业的十倍,它所依赖的资本投入之高,研发周期和回报周期之长,都远超手机行业。同时,汽车制造复杂性高,单辆车的平均芯片价值是350美元,新能源汽车芯片价值可达到770美元,所需芯片涉及的诸多环节中,如果几乎没有足够的底层技术储备,短期内很难突围。这也是为什么手机厂商在进入汽车业的同时,也都纷纷开始投资包括芯片在内的前端产业链。

可以确定的是,汽车是智能社会中的新机会,但不确定的则是,本土手机厂商们能走去多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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