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看第一篇。德国技术类智库“新责任基金会”（SNV）12月8日出台一份报告，题目叫做《中国半导体的崛起与欧洲》，篇幅20多页。我这里先交待一下背景：
从美国在芯片上对我们“卡脖子”开始，国际社会对半导体领域竞争的关注度一下就上了一个台阶，实际上大家都开始觉得不安全了。疫情以后出现的芯片荒更是让一些先进工业国家加紧半导体供应链“回流”，欧盟就在准备一份芯片法案。德国智库的这篇报告就是在此背景下写的。
这篇报告的关注点非常集中，不像有些智库报告那样泛泛而谈。它最大的关注点是在芯片设计领域，因为在半导体的整个价值链中，芯片设计的附加值最高，占50%，其他两个主要环节晶圆制造和后端制造分别占24%和6%。它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的进步最明显，芯片设计的生态系统已经确立起来。
五年前，华为是唯一一家能设计尖端芯片的中国公司，如今（按它的说法）“中国可能有10到12家公司可以在明年或之后转移到3纳米（尖端工艺节点）进行设计”。当然，报告也承认，美国的出口管制确实损害了像华为这样的领先企业，不过对中国整个芯片设计生态系统并没有产生大的影响。中国的芯片设计生态系统还在成长。
那欧洲的情况呢？报告认为，欧洲有一些强大的半导体企业像英飞凌、NXP等等，但整个芯片设计生态系统并没有真正成长起来，所以下一步欧洲将在芯片设计这个环节面临中国强有力的竞争，而且可能越来越依赖中国。为此报告建议，这方面欧洲必须下大力气。
除了芯片设计以外，报告的第二个关注点是在后端制造，也就是半导体产品的装配、测试和包装。这个环节前面我们提到过，利润率很低，只占整条价值链的6%，而且相对而言技术含量不高，偏劳动密集型工作。传统上美欧都外包给亚洲，像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和马来西亚。
但是报告指出，现在情况有所变化。这个环节的技术创新也开始加速，在过去的几年里，像3D堆叠等先进的封装工艺在提高芯片的性能和能效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公司还没有走在先进包装技术的前沿，但正在这方面进行投资，中国的后端制造生态系统也具有很大的升级潜力。欧洲必须正视这一挑战。
总体上看，这篇报告属于给欧盟的半导体产业敲警钟的，它提到的那两个关注点同样也值得我们关注。
好，我们接着看第二篇，澳大利亚智库澳中关系研究所12月7日出台一份报告，题目很有意思，叫《新闻标题背后：为什么澳大利亚公司仍在与中国做生意？》。报告说，2020年中澳关系严重恶化，澳大利亚政府大力呼吁企业开展贸易多元化，换言之不要再那么依赖对华贸易了。
那澳大利亚的企业有没有听政府的话呢？按报告的说法，基本没理会政府。事实上，更多的澳大利亚企业卷入对华贸易，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澳贸易总额还在走高，最新的统计数据已经达到2670亿澳元。那澳大利亚企业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这篇报告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调研，发现澳大利亚企业界虽然承认现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政府说的市场多元化也没错，但对中澳贸易还是保持着强烈的兴趣和期望。为什么呢？
第一，中澳经济的互补性继续存在，而且“就基础设施的建设规模及中产阶层的增长速度而言，没有任何其他市场能与中国匹敌。”换句话说，中国这个市场吸引力太大。
第二，报告说在澳大利亚企业界看来，中国不光是一个大市场，还是创新的关键供应商和合作者（这就又上一个层次了）。
第三，与中国接触本身就有助于市场多元化。你看这个理由给得很有意思。澳大利亚政府不是催促企业贸易多元化、不要太依赖对华贸易吗？结果澳大利亚企业居然说与中国接触本身就有利于多元化。这是怎么回事呢？报告说，澳大利亚企业界认为，中国消费者及电子商务平台是世界上最复杂、先进的，中国市场的变化速度无与伦比。从澳大利亚企业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从中国市场获得的经验教训可以快速地推广到其他地方，从而提高成功的机会。
第四，澳大利亚企业认为对华贸易有地缘政治风险，但也是企业必须面对的风险。什么意思呢？报告引用澳大利亚商界人士的话，说中澳贸易有地缘政治风险，但这种风险只是众多风险中的一个，现在新冠疫情带来的其他风险比这可大多了，而且世界各地都有。所以总体来看，和中国做生意风险还是可控的。最后的结论也很有意思，那就是澳大利亚企业界认为，中国市场现在比五年前甚至三年前更具竞争力。
我这里插一句，报告说的这四条理由其实说的都是与中国贸易对澳大利亚的吸引力，那这些吸引力（市场也好、创新伙伴也好）说到底还是来自于我们国家自身实力和能力的增长。应该说，这篇报告讲得比较客观，也体现了一定的趋势。
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篇。日本智库国际问题研究所12月8日发布报告对新冠疫情中东亚地区的供应链进行评估。报告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供应链中断成为一个广泛关注的话题，一些人呼吁立即“回流”，将生产基地撤回本国；有人则强调必须确保供应链有较大的地理分布，避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应该说，这类话西方人说得足够多，我们也都听得不少。
但是，报告说疫情并没有扼杀国际供应链，国际贸易的最低谷是在2020年第二季度，之后就逐步复苏。其中东亚地区的国际供应链网络比其他地区的更有弹性。
这里报告专门讲到中美关系紧张带来的影响，说这种紧张局势给企业造成了“脱钩”的压力，但迄今为止，所谓“脱钩”只发生在非常有限的产品和领域，例如敏感技术、稀土等。东盟和南亚一些国家吸引了从中国迁出的工厂，但规模不大。报告说，事实上疫情期间，中国的对外贸易还扩大了，中国仍然是日、美和其他国家众多企业的重要经济伙伴。
针对这种情况，报告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
第一，政府（实际上指的是日本政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减少地缘政治紧张造成的政策不确定性。什么意思？就是中美之间关系紧张，对美国的要求日本可能不得不听，但要尽力确保经济贸易不受太多干扰。用报告的话来说，是要“在基于规则的贸易制度内尽可能地开展工作”，同时必须澄清“敏感技术”和“国家安全”的定义。换句话说，不能按美国有些政客说的那样什么先进技术都是“敏感”的，都是关于“国家安全”。
第二条建议，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政府应该和伙伴国家加强合作，进一步改善国际商业环境。为此必须确保《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些自由贸易协定的活力，以降低政策风险。报告说这才是提高供应链稳健性和弹性的最有效途径。
应该说，这篇报告反映了日本国内一种比较理性的声音，其中的一些观点可供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