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继续讲，推动中国种业供给侧改革的第三个变量：政策。
政策这个变量，可就把2022年变成了中国生物育种的商业化元年。
我们先把时间拉长一点，讲讲背景。
转基因作物第一次在世界上被商业化种植是在1996年，最初的种植品种只有四种：玉米、大豆、棉花和油菜。而现在已经扩展到了32种农作物，全球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也从最开始的2550万亩扩展到了28.6亿亩。转基因种植扩张得快，是因为人类修改作物基因就是为了让它省工、省药、产量高。有了这样的特点，农民们当然喜欢。
但在中国，老百姓信奉“食物越天然越健康”，在过去很多年里，大多数人对“转基因”这几个字是很不放心的，总觉得转基因食物里的外源基因可疑，担心吃了它致癌，或者影响生育。
所以，中国虽然1998年就开始尝试种植转基因作物，试过棉花、木瓜、烟草、番茄、辣椒和杨树等等，但是后来为了考虑大众的感受，对转基因作物在国内的商业化还是非常地谨慎，逐渐只留下了棉花和木瓜两个品种。棉花是因为不用吃进嘴里，木瓜是因为不转基因就没有办法对抗病毒，基本上没有收成。中国的农民们要是未经许可偷种转基因种子或者盗版的种子，是要面临刑责风险的。
在2020年以前，中国政府层面对转基因的态度是“大胆研发、谨慎推广”。中国在2002年就专门出台过《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要求涉及转基因的产品必须要有醒目的标识和解释来提醒买方；到了2007年又出台了《转基因植物安全评价指南（试行）》，要求说一种转基因植物要经过环境安全、食用安全等等评价，才能够拿到一份安全证书，才有资格去考虑下一步的产业化、商业化问题。而这个产业化和商业化还大概率不是在国内。
像我们上一讲说的那些跑到海外去种粮食的中国人，有不少就是拿着国内研发的，获得了安全证书的转基因作物种子，去海外进行商业化种植。
而等到了2020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转基因的态度变成了“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产业化应用”这几个字什么意思啊？意思是可以向生物育种开放商业化市场了。
这之后，十四五规划和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态度也都很积极，都把种业振兴和农业生物育种当作战略级的任务来布置。
等时间到了2022年，政策端又出现了三个关键的政策变化：
2021年底，中国的《种子法》经历了第四次修订，从2022年3月开始施行；
2022年1月份，农村农业部印发了《农业用基因编辑植物安全评价指南（试行）》；
6月份，农业农村部又印发了两份文件，一份叫《国家级转基因大豆品种审定标准（试行）》，另一份叫《国家级转基因玉米品种审定标准（试行）》。
我们来解释一下这几个政策意味着什么。
先说新版的《种子法》。中国在2000年就颁布了《种子法》。到了2021年修订已经是第四次。最新的这次修订了哪些内容呢？最大的一个调整就是建立了“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
所谓实质性派生品种，行业里简称EDV。简单理解的话，它相当于是某一种原始品种的变种。所谓“实质性派生”强调了两层意思，一层是它不是凭空研发出来的，不是纯原创，而是沿袭了某一些原始品种的基因型；另一层意思是它跟原始品种相比要有性状差异，比如说比原始种子的植物更矮，或者更不招虫子等等，要是一模一样那就是盗版种子了。
为什么要特意在《种子法》里面加了这么一个新定义呢？因为新版的《种子法》规定说，这类实质性派生品种要是想商业化，得征得原始品种的权利人同意。
什么意思？我们拿创新药来打一个不太严谨的比方：你要是想基于美伐他汀这种药物的研发思路去研发新的他汀类药物，你自便；但是你研发出来的新药物要是想商业化，你就得得到美伐他汀权利人的授权。那人家凭什么给你授权呢？当然是看在你要支付授权费用的份上。
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等于是在说，你当然可以模仿创新，但是要跟你的灵感来源分享利益。这个制度也从国际上的成熟规定里面借鉴来的。它有什么好处呢？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保护和鼓励创新。既保护上一代的创新，也鼓励下一代的创新，它相当于在两代权利人之间构建了一种利益分配机制。王富贵借用刘秋香的原创技术生产了多少片“农业芯片”，就得按片数给刘秋香支付授权费用。王富贵没法借着给种子换身衣服，换个发型来逃避侵权责任，刘秋香也有动力继续研发别的新种子。
讲完《种子法》我们再来看一下农业农村部今年印发的这两组文件：1月份的《农业用基因编辑植物安全评价指南（试行）》，6月份的《国家级转基因大豆品种审定标准（试行）》和《国家级转基因玉米品种审定标准（试行）》。
这两组文件的印发顺序是有讲究的：先去加快基因编辑技术的农业产业化，再去放开转基因技术的农业产业化。
为什么是这么个顺序？因为基因编辑技术的出现，其实缓解了中国市场对转基因技术的安全争议。
我们前面说了中国民间对转基因几个字更介意。而基因编辑技术跟转基因技术相比，更像是靠做减法来提升作物的品质。举个例子，如果你想让光头强更扛揍，你可以给他做加法，让他穿上一身铠甲；你也可以给他做减法，关掉他的痛觉神经。
而做减法，就相当于没有往光头强身上招呼不明添加物，就让他更抗揍了。所以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的农业大国，都直接把做减法的基因编辑作物看成非转基因生物。
中国这边2022年的政策调整，也部分参考了这样的思路。所以1月份印发的那份《农业用基因编辑植物安全评价指南（试行）》，其实是把基因编辑植物，从2007年的那份《转基因植物安全评价指南（试行）》里面单独拎出来，给基因编辑植物开了一条绿色通道，让它的安全评价流程比转基因农作物节约一到两年。
这个动作，也就相当于让中国种业从育种2.0时代，跳过了比较敏感的转基因3.0时代，直接推进了基因编辑4.0时代。
这样一来，资本和产业都很快意识到了这是一个信号：基因编辑和转基因作物，被允许在中国市场上开发赚钱了。
所以这份《指南》印发出来之后不到两个月，苏州有一家名叫“齐禾生科”的生物育种公司，就拿到了规模过亿的种子轮融资。种子轮融资你肯定知道，比天使轮还要早期。一家新公司还在种子轮，就拿到了上亿元融资，而不是上亿元的估值规模，这是为什么呢？
很大原因是，齐禾生科这家公司的自主基因编辑技术已经见着亮了。
它的创始人叫高彩霞，这个名字我们在上一讲提过。高彩霞是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的博士生导师，也是世界遗传学领域非常有影响力的学术明星。高彩霞早在2014年，就和她的同事们利用Cas9的基因编辑技术，研发出过一种小麦变异体，这种小麦变异体可以抵抗小麦最常见的白粉病。只不过，在2014年的时候，她研发出来的这种变异体的粮食产量比野生小麦要差很多。等于说当时的研究成果是用产能为代价换来了抗病性这个技能点。
高彩霞的这个研究成果也是基因编辑育种领域非常轰动的一个案例。她写这个课题的论文被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生物技术》选为创刊20周年来最具有影响力的20篇文章之一，高彩霞也成了《自然》杂志2016年度的十位中国科学之星。
而到了2022年，就在高彩霞的齐禾生科公司拿到融资前的一个月，《自然》杂志又报道说，高彩霞的小麦突变体又有了新的技术突破，她最新的小麦品种不但保留了当初对白粉病的抗病能力，而且也不再有任何的产量缺陷了。有了这么一个科研成果的突破，拿上亿元的融资，不过分。
我们说回政策变化，到了6月份，中国的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政策也跟进了。前面提到那两份审定标准文件，一份是转基因大豆的，一份是转基因玉米的，这两份文件等于是在告诉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玉米们，怎么能够拿到中国市场的准入资格证。一种转基因种子要是以前就拿到过安全证书，这次再通过了品种审定的话，就可以拿到生产和经营许可证，在中国市场上生产和销售了。
所以，吴云飞说，快的话，明年就会有更抗除草剂、更抗虫害的大豆和玉米种子们被中国农民种到中国的地里。在以前，中国大豆和玉米的平均亩产量都只能有美国的60%。而在肉眼可见的未来，这个数字就会发生巨大的改观。
你如果也在育种行业里，请你留言给我讲讲，你的公司这半年在忙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