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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匏瓜》为什么说孔子一生充满矛盾?

匏瓜,是一种葫芦科的植物,可入药,也可作为储物容器。《论语》中有这么一句:“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这是孔子在感叹:“我难道是匏瓜吗?挂在那里,只能看,不能吃。”从这句话中,我们感受到,孔子抱负未能实现的无奈。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古人。由于孔子被蒙上一层“圣人”的色彩,一直以来,人们主要关注他的学术思想、教育成就、文化和政治影响。但是,关于“孔子为什么能成圣”这个话题,人们习惯简单归结于“孔子厄而作《春秋》”,换句话,是苦难成就了孔子。但这个解释的说服力并不够。

今天这本《匏瓜》,是历史作家刘勃解读孔子的作品。他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出发。《孔子世家》是第一篇完整叙述孔子生平的文章,虽然轮廓粗糙,线条疏广,但为后人追寻孔子的身影,开拓了第一条跑道,本书作者刘勃如今也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同时,刘勃还引用了其他材料,最重要的是《论语》和《左传》。《论语》记载了语录,《左传》提供了时间线。在不断的比对求证过程中,作者回顾了孔子的家族历史以及他本人的生命历程,展现出一个鲜活具体的孔子,并思考孔子为什么能成圣。读完本书你会发现,孔子成圣之路其实得益于两大因素,一个是独特的时代,一个是他自身的矛盾性。

下面,我们一起跟随作者刘勃,走入孔子的世界。很多人研究孔子都是一头扎进孔子的生平履历中,我们在第一部分,却要先俯瞰那个时代,极具巧合的时代赋予孔子什么样的机会。第二部分,我们把镜头推进到孔子的生命历程中,具体看孔子一生中的两大矛盾。同时我们也会思考,既然孔子最终成圣,为什么作者还说,中看不中用的“匏瓜”,其实是孔子的写照呢?

第一部分

孔子为什么能成圣?

关于孔子个人的故事,我们听得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们这次关注一些不一样的,比如孔子生活的时代。

司马迁在《史记·报任安书》中,有一段著名的文字: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司马迁想通过周文王和孔子的例证,来类比自己面对困境也要完成伟大史书的决心。但孔子真的是“厄”而作《春秋》吗?

我们听听孔子自己怎么说。《礼记》记载,孔子去世前,曾感叹:“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意思是:“没有圣明的君主兴起,天下谁会尊奉我的学说呢?我大概快要死了。”听孔子的感慨,他确实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

谈到孔子生活的时代,礼崩乐坏、战乱不断,这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修饰词。但作者刘勃告诉我们,历史或许并不是这个样子。

“朝代歌”中有几句:“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西周之后,秦朝之前,这五百多年历史,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分别是春秋和战国。刘勃也在他的《失败者的春秋》和《战国歧途》两本书中,勾勒了春秋战国历史的图景:春秋时期是贵族战争,各位霸主陆续亮相。战国时期是全民战争,战国七雄先后变法,加入你死我活的竞争中,黎民百姓深受其害。

孔子生活在什么时代呢?恰好是在春秋和战国的过渡期,这个过渡期的历史面貌,跟之前的春秋、之后的战国都不一样。

孔子生于春秋末年,在他6岁那年,也就是公元前546年 ,中原发生一件大事。那个局面看起来,真有点像二战后期,美苏两国主导签署“雅尔塔协定”,制定新的国际秩序。春秋末年的两个超级大国,晋国和楚国带领各自的盟国,在宋国会盟。双方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约定之后不再打仗。之后各国也很有契约精神,真的不打了。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是难得的和平和自由的时代。

孔子是鲁国人,他在鲁国碰到的最大的政治事件,也无非是三家大贵族驱逐了鲁国国君鲁昭公。虽然驱逐,但手段并不残忍,国君能够比较从容地逃到齐国。而且,鲁国贵族还不断给国君送物资,让国君在国外日子过得好一点。

当孔子走出国门,看到的情况也差不多。孔子生活的时代,不能说完全没有战争,但南北方呈现的战争局面不太一样。

北方国家间的战争,还保留着贵族战争的特点,规模比较小,主要是各级贵族在斗殴。

另一类是南方国家间的战争,规模更大,手段更残忍,最典型的就是吴国和楚国之间的厮杀。楚国有位贵族,名为伍子胥,年龄比孔子稍大一点。伍子胥他们家被楚王灭族,伍子胥侥幸逃脱,投奔吴国,十几年后带兵杀回来,不仅端掉楚国都城,甚至把已经过世的楚王的尸首从坟墓里拖出来鞭尸。

孔子周游列国时,也试图去南方看看。鲁哀公四年,他去了一趟蔡国故地。按照国君血统来说,蔡国初代国君作为周武王的弟弟,是正牌华夏贵族。但蔡国的地理位置偏南,大致在今天河南驻马店的上蔡县一带 ,恰好堵在楚国向北扩张的路口,所以被迫成为楚国的附属国。如果是在之前的春秋时代,尽管小国被欺负,但大国好歹得顾及王室颜面,不会贸然吞并别国。但南方的楚国,本来就距离周天子远,随着礼崩乐坏,更是不把传统宗法当回事,于是三两口就把蔡国给吃下去了。

蔡国消亡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意味着各国关系的逻辑发生了剧变。春秋时期,大国称霸需要小国拥戴,所以大国不会随随便便灭掉小国。但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大国不再需要小国拥护自己,更倾向于直接将小国变成自己的一部分,这意味着,频繁、惨烈的战争将不可避免。

好在,目前这只是远离中原核心区的南方地区的情况。孔子并没有选择继续向南前往楚国,而是选择在北方寻找机会,因为传统周礼在北方国家保留得更好,这是孔子比较擅长的,就业机会更多。

在卫国、郑国这些北方国家游历时,孔子就看到了人丁兴旺、经济繁荣。《论语·子路篇》提到,当初孔子到卫国,“卫生”的“卫”,孔子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不禁感慨:“庶矣哉!”意思是“卫国人好多啊!”当时,学生冉有在为他驾车,就问孔子:“人已经这么多了,该做什么?”孔子回答:“让他们发财。”冉有继续问:“发财后,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孔子回答:“那就给他们上上课吧。”你看,先增加人口,再发展经济,最后是文化教育。在孔子看来,人丁兴旺这一点,卫国已经满足了。

作者刘勃讲到这段,也十分感慨,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历史,最幸福的或许就是孔子生活的这一段。春秋的贵族战争已经打完,战国的全民战争还没开始。《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到郑国的时候,被人形容“累累若丧家之狗”,刘勃调侃,即使孔老夫子真的如同“丧家狗”,那也是乱世人羡慕的“太平犬”。

尤其是与孔子的后世传人,如孟子、荀子比起来,孔子太幸运了。他从一出生,就赶上晋、楚两国休战,到了孔子后半生,即使和平开始解体,也只是隐隐约约的声响。真正的动乱,还要等半个多世纪到“三家分晋”,战国才正式拉开帷幕。

成就孔子的伟大,只有相对和平的环境,是不够的。中国古代历史上,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和平的时期挺多,但再没有出现过孔子那样伟大的人物。

孔子之所以伟大,甚至成圣,还因为他赶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动时代,用雅思贝尔斯的话说,就是“轴心时代”。

现代人经常讨论一个话题,为什么民国时期出现了那么多开宗立派的大家,今天,却少有真正的文化大师呢?

作者刘勃的答案是,晚清民国赶上了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旧秩序崩溃了,新秩序该是什么样,大家都不知道。这时,各种新的学科都在草创阶段,投石问路就是独辟穷荒,筚路蓝缕自然开宗立派。这导致许多学科的基本问题、基本研究范式,只能是民国那批人确立的,大师也只能是他们。

这个道理放在孔子身上,也一样。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很多次重要转型,比如从商代到周代,宗法制、分封制建立,于是有了“商周之变”;从唐代到宋代,世家大族逐渐消亡,普通民众借助科举制进入统治阶层,于是有了“唐宋之变”。

但这些社会转型,跟孔子所处的时代转型相比,影响深度差得很远。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式,从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型,周天子领衔的松散联盟向皇帝统治的统一王朝转型。孔子就生活在这个旧秩序瓦解,新秩序孕育的时代。这个时代就像是中国历史的中轴,既总结过去,又指向未来,破旧立新,承前启后,也就是所谓的“轴心时代”。

凑巧的是,孔子这一辈子,又在春秋向战国的过渡期,用刘勃的比喻,那是轴心的轴心。

正因为这个极为特殊的时间点,孔子面对的问题是新鲜的、尖锐的、紧迫的。比如,恪守周礼的那些国家,就是弱小,就是容易被楚国、晋国这样的大国霸凌,那孔子你怎么看呢?西周时期,只有贵族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但现在贵族不屑于学习传统知识,孔子你又怎么看?

面对这些问题,孔子具体回答了什么,其实并不重要。他只需要留下一个答案即可,这个答案可以作为绳索,供支持他的后人延续下去,也可以是靶子,给反对他的人反复批评。

例如,孔子说“为政以德”,治理国家要用道德和礼教。后世有的人肯定,像孟子就延续发展了这个理论,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也有人表示否定,像韩非提出“法不阿贵”,应该用法来治理国家,即使面对贵族也不袒护。

总之,站在风口上,孔子面对的局面在迅速变幻,他遇到的问题都是很紧迫的,也是很基本的,孔子会自然而然做出自己的回答,后人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绕不过,避不开。

这样,孔子宗师级的地位,自然就确立了。孔子的成圣之路,正如刘勃所说:“能不能成为优秀的人物,个人的禀赋与奋斗还比较重要;但能不能成为大宗师级别的人物,归根结底还是看历史进程。尤其是文化大师,只可能出现在社会转型期。”

不过,只是有“时势”,并不足以“造英雄”。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大家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但并没有出现第二位像“孔子”那样影响力巨大的“圣人”。下面,我们把镜头聚焦孔子,看看他本人身上有什么成为“圣人”的特质。

第二部分

作者提到,从孔子个人看,最适合成为圣人的特质,恐怕是他身上到处自相矛盾的地方。

讨论这个话题,我们要先从孔子的出身和逆袭讲起。

关于孔子的出身,有个流行了两千年的八卦,这就是“野合”。“野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本书提到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在有意为孔子辩护,认为“野合”是指不合礼法的结合。孔子的父亲在六十四岁以后跟他的母亲结合,生了孔子。按照当时的说法,男性超过六十四岁结婚生子,属于非礼。

还有一种说法,没有替孔子避讳什么,野合就是“在野外结合”。世界上很多民族,在社会还比较简单原始的时候,每年固定的几个时段,青年男女会一起狂欢庆祝,看对眼了就在一起。先秦时代的华夏,民众还很自由放纵。墨子就说,齐国的“社稷”,宋国的“桑林”,楚国的“云梦”,这些地方都有类似的男女集会活动。

不论是第一种说法,还是第二种说法,总之,“野合”生出来的孩子身份比较卑贱,这是确定的,但在当时不会被人认为多么不道德。

尽管出身低微,但孔子自幼却有极强的贵族意识。这是为什么呢?

由于孔子是“野合而生”,他是由妈妈带大的。虽然没有跟孔氏族人生活在一起,但听邻里街坊嘀嘀咕咕,也能掌握不少家族信息。孔子的祖先曾经是宋国贵族 ,后来因为被政治打压逃到鲁国,沦为“士”,也就是最低等贵族。虽然地位下降,但好歹还算贵族。这个信息给生活困苦的小仲尼燃起一丝希望。

另外,孔子之所以有那么强的贵族意识,可能跟孔子幼年的生活有关。单身妈妈把他拉扯大,周围的民众少不了恶语相向,所以孔子瞧不上底层人。但同时,由于他自幼在平民阶层生活,所以孔子能洞察普通人的心理。

书中还讲到一个有趣的事情,孔子的身高强化了他的贵族意识。孔子的个头真挺高的,司马迁认为成年孔子的身高为“九尺有六寸”,换算一下,最高可能达到2.22米,最低也有1.79米。在普遍营养不良的社会,高个子就是贵族的标志。

俗话说,三岁看老。孔子打小,兴趣爱好就跟别的小朋友不一样。他做游戏,喜欢摆起砧板、容器,学习祭祀的礼仪。显然,孔子发自内心向往贵族阶层。

但只是向往,终究成不了真贵族。在那个时代,要成为贵族,除非下辈子投胎在贵族之家。但对于孔子来说,这辈子或许还有机会,毕竟他的父亲是贵族,他可以想办法获得父亲家族的认可。

麻烦的是,孔子是母亲带大的,他都不知道父亲埋在哪儿。于是,聪明的孔子搞了一个行为艺术。母亲去世后,孔子带着母亲的棺材堵在大路口,不停问路人:“我想把妈妈和爸爸合葬,可是我不知道爸爸的墓地在哪里,你们谁能告诉我?”

孔子真是个制造轰动效应的高手,这么一闹,不仅找到了父亲的墓地,而且激活了自己的贵族身份。

恢复了贵族身份,孔子补办了一张贵族沙龙的入场券,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这张入场券。一次,孔子听说,鲁国的季孙氏邀请士人吃饭,孔子想,我不就是“士”吗,于是去了。结果被季孙氏的家臣阳虎轰了出来,当面打脸:“我家主人是请士人吃饭,不是请你吃饭。”

年轻的孔子,内心遭到暴击。孔子下定决心,要用贵族的德行和礼仪充实自己的身份。于是,孔子玩儿命补课,学习古代贵族必须掌握的各项技能,比如礼仪、射箭、驾车、书写、算术等等。

学习之外,孔子也得工作,赚钱糊口。孔子的工作主要是两部分,一个是给大贵族打工,另一个是开补习班,教学生知识。

给大贵族打工,这是那个时代士人的唯一生存方式。孔子也一样,作为小贵族必须依附大贵族。

但教书育人这件事,足以看出孔子的了不起。孔子通过学知识实现了阶层跃升,成了“士人”。他的邻居们、亲戚们也渐渐意识到知识的力量,拿几尺布换一斗米,这需要点算术知识;有公告发布下来,识字的人能及时掌握信息。于是很多人都来找孔子学知识。一来二去,孔子的私学就办起来了。之前,或许有人干过类似的事情。但干出影响的,孔子是第一人。

孔子开补习班,声名远扬,后来惊动了鲁国大贵族孟孙氏。鲁国本来是周公的封地,老牌正统贵族,但到孔子的时代,鲁国贵族的礼仪知识甚至比不上南方的楚国。鲁国的孟孙氏听说孔子在礼方面这么有研究,于是请来给儿子当家庭教师,孔子的人生实现了第二次跃迁。

说到这儿,你有没有发现,孔子的人生色彩跟我们印象中不太一样。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给人一种孔子一生不顺的感觉。其实这是因为,那篇文章的主题是“不用”,孔子那么有才华,却没有被重用,没有得到实践,太遗憾了。

但刘勃提醒我们,在那个时代,一个私生子,取得了继承人的地位,工作干得很好,外快赚得多,还能不断获得领导的肯定。这是多么令人羡慕啊。

孔子身上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这种精神继续影响着他后半段人生旅途。随着孔子名声越来越大,他的两份工作都取得了越来越大的进步。从政方面,他先后担任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和大司寇,主张用道德引导人民,用理智管理人民。同时,他的门下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国际上造成很大的影响力。

即使后来孔子被迫离开鲁国,周游列国,由于名气很大,所到之处一直被人们所关注着,孔子的思想开始走向国际。到迟暮之年,孔子返回鲁国,他把精力放在编书和教学上,这个决定同样非常正确,这让他的思想打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更广泛地传播开。

孔子凭借自身努力实现了逆袭,但他最终“成圣”,还得益于自身的矛盾性。

前面说过,孔子一生有两大事业,一是从政,二是办学。孔子为什么要从政呢?从政可以强化宗法纽带,进一步复兴封建等级社会。孔子为什么要办学呢?办学可以让穷苦孩子掌握做官技能,摆脱原来的社会阶层,为此,孔子甚至还在国际间流动办学。

但仔细看,这两大事业的目标其实是冲突的。办好了学,苦孩子越精通做官之道,就越不甘心继续当下等人,如果阶层流动越频繁的话,封建等级社会就会瓦解得越快,这就和孔子的从政目标冲突了。用作者刘勃的话说:“孔老师摆了个扭头朝后看、迈步向前冲的造型”。

结果,孔子本希望通过从政和办学,挽救礼崩乐坏的时代,结果却顺手把危房给推倒了。只要是懂政治的人,都能发现,孔子的复古主张,是没有可操作性的。难怪,他感叹“吾岂匏瓜也哉!”

的确,孔子的政治理想没有实现,但要注意,从政是那个时代“士”生存的唯一方式。我们要看到是,孔子通过办学的方式,不仅推动了古代教育的发展,影响了中国千年的教育风气,而且也极大推广了儒学思想。直到近代,钱穆先生仍说:“我认为,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正因如此,孔子成为中国人心中的“圣人”。

除了从政与办学以外,孔子的思想中也充满了矛盾。

我们先看他的政治思想。在政治方面,孔子主张德治,反对专制;同时,他主张像他那样的精英治国,而不是把国家交给一无所知的平民,也就是反对民主。上反对专制,下反对民主,听起来,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但换个角度看,孔子占据了两个论点。如果有人支持精英治国,可以找到一堆语录来加持。如果有人批评他反对民主,支持他的人就可以拿孔子反对专制的语录来防卫。

再比如孔子的教育主张,也是矛盾的。如果有人要强调大众化教育,他可以推出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主张。但如果有人想要鼓吹精英教育,他同样可以把孔子骂学生的话抄一抄,比如,孔子有个学生叫樊迟,他问孔子:老师,种庄稼是怎么回事?孔子说:“你去问老农吧,我不如他们。”不久,樊迟又问孔子:“老师,怎么种蔬菜?”孔子说:“你去问菜农吧,我不如他们。”樊迟刚一离开,孔子骂道:“小人啊,小人啊!这个樊迟将来只能做个小人啊!”言语之间,不难看出孔子有多挑剔,上智下愚,精英得很。

这样的模糊含混,立论不清,是孔子想问题不彻底,还是立场不坚定呢?

作者刘勃提到,杰出的学者,优秀的论著,一般说来都是严谨自洽的,但顶级的宗师,最重要的典籍,最权威的文本,往往就是自相矛盾的。

经典越是没说清楚,解释经典就越方便与时俱进。这件事情,在孔子死后不久的战国时代已经开始了。

《韩非子·显学》提到,孔子死后,儒学分为八个流派,比如子张之儒、子思之儒,等等 。

其中孟子和荀子最有名,双方的冲突也最激烈。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荀子主张“人之性恶”;孟子主张“仁政”“王道”,荀子强调“礼法兼治”“制天命而用之”。意见相左,但不妨碍他们都以孔子的嫡传自居。

不只是儒家内部,其实战国诸子百家,只要留下文本的,你都会发现,这些文本分别塑造出各具特色的孔子。

比如,在庄子笔下,孔子总是被挖苦、戏耍的对象,例如,让一个强盗头子和孔子辩论,结果把孔子说得落荒而逃,上车后连缰绳都拉不住。

在韩非笔下,孔子是另外的形象。其中有一段这样的内容:孔子的学生子贡阅读商朝的法律,里面提到,如果有人把灰倒在街上,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剁手。孔子却说,这是真懂治国的道理,因为剁手是重刑,轻罪重刑可以吓住百姓,降低犯罪率。你看,在韩非的语境中,孔子竟然主张严刑峻法。

战国各家要么是借孔子之口,表达自己的主张,要么是靠批判孔子来彰显自己的独特。总之,孔子的存在感特别强。

如果孔子的形象,只是在学者圈里火,那还不够成圣。成圣,必须要政治力量的加持。很快孔子的形象就火出圈了。

比如,刘邦原本是非常讨厌儒生的,但是在攻打项羽城池的时候,发现有一座流行儒学的城池竟然忠于项羽拒不投降,刘邦被感动坏了,原来儒学能让臣民变得尽忠,于是也推崇孔子。

还有,刘邦是草根起家,当皇帝后,很多老战友与他依然很随便,不成体统。这时,儒生叔孙通给他出主意,通过制定朝会礼仪,建立君臣规矩。这有提升了刘邦心里孔子的地位。

得益于孔子理论的内部矛盾性和可塑造性,孔子在成圣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从成圣的角度来说,孔子自身的矛盾性成就了孔子,但从他个人的职业生涯,以及理想实现的角度看,这样的矛盾未必是孔子希望的。

“匏瓜”不仅是孔子个人生命历程的写照,也是孔子思想在后世的写照。听起来有点奇怪,前面不是说了,孔子的思想成为各家争抢的香饽饽吗,为什么是中看不中用的“匏瓜”呢?

试想一下,孔子之后的儒学思想,还是孔子本人的思想吗?答案很明显,是否定的。即使到汉代,儒学获得了独尊的地位,但那时的儒学已经跟孔子没多大关系了。正如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中国古代皇帝们需要的,是一个精神偶像,悬挂在普通民众的心头。远远望见,那是我们无比敬爱的孔老师,但孔老师教导我们什么,得看皇帝给他填充了什么。

这不就是“匏瓜”吗?

结语

到这儿,关于“孔子为什么能成圣”这个话题,我们就讨论完了。

说到这儿,你可能为孔子感到惋惜。穷其一生,孔子的人生历程如“匏瓜”,他的思想虽流传于后世,但早已徒有虚名,也如“匏瓜”。

其实,我们应该为孔子高兴。对于任何一位民族文化中的圣人来说,匏瓜或许是最理想的存在状态。匏瓜内盛放的东西,一直在变,因为不同时代的人们关心的问题不同,找到的解决方案也不同。但谁能承载这些不断变化的问题和答案呢,两千年来,中国人只认“孔子”这只匏瓜。到这时,真孔子是什么样,真的那么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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