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再工業化”何以艱難?



覈心觀點

美國“再工業化”啟程。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奧巴馬政府開啟“再工業化”戰畧,以2009年《重振美國制造業框架》以及2010年《美國制造業促進法案》為標誌。 奧巴馬啟動“再工業化”的經濟考量,包括經濟復蘇、經濟結構優化與國際收支平衡。 2017年以後,特朗普延續了“再工業化”願景,但手段與奧巴馬時期明顯不同。 特朗普啟動“再工業化2.0”的經濟背景是,美國經濟結構並未改善,且製造業面臨的國際競爭加劇。 比較來看,奧巴馬和特朗普的政策目的均是重新發展製造業,且都支持加大基建投資。 但不同點在於,1)政策思路上,奧巴馬側重“重建”,特朗普側重“回流”; 2)扶植企業管道上,奧巴馬更依賴於政府支出與補貼,特朗普主張減稅並增設貿易壁壘。 3)細分領域上,奧巴馬傾向於發展新能源、汽車、高端製造等領域,前瞻性地佈局中長期製造業競爭; 特朗普更重視傳統化石能源、國防等發展。

美國“再工業化”成效評估。
總的來看,奧巴馬和特朗普的“再工業化”戰畧並未獲得積極評價。 2010-2019年,美國製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下滑,製造業就業人數占比下滑,商品貿易逆差沒有明顯改善,說明政策未能封锁1980年代以來美國製造業衰退的大趨勢。 不過,全盤否定“再工業化”的成效或也不够客觀。 雖然美國製造業本身的增長表現平淡,但美國私人投資的整體表現可圈可點,尤其基建投資明顯增長,製造業領域的FDI加快流入,與先進製造業相匹配的人才教育與就業加快發展。

美國“再工業化”何以艱難?
1)商品內需有限。
次貸危機後,美國商品消費占比繼續維持下降趨勢,其中耐用品消費占比下滑更明顯。 美國“再工業化”戰畧難以從根本上打破商品消費增長的瓶頸,限制了製造業投資和就業增長的空間。 製造業需求下滑,有時也被認為是一種順應經濟規律的“正常”現象。
2)國際競爭加劇。
美國製造業勞動力等“初級成本”在全球比較中處於相對劣勢。 中國製造業綜合實力的上升,無疑加大了美國重振製造業的難度。 此外,以蘋果公司的外包戰畧為例,美國產業政策可能不足以扭轉“行業領袖”已經鋪墊好的全球化之路。
3)產業政策斷崖。
奧巴馬時期的政府支出未能延續高水准,政黨輪替破壞了產業政策的連貫性,特朗普的“逆全球化”政策對於製造業發展可能弊大於利。
4)金融發展過度。
美國金融業繁榮可能侵蝕製造業發展空間。 由於金融業薪酬較高,製造業企業在人才爭奪戰中自然處於劣勢。 金融市場繁榮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投資短視化。 美國上市企業傾向於將利潤更多用於股票回購與分紅,而不是新增資本開支,導致長期投資不足。
5)美元升值。
次貸危機後,美元匯率呈現走强趨勢,對美國製造業出口產生負面影響。

2023年以來,伴隨人工智慧應用井噴、美國投資建廠規模意外躥升等,關於美國“再工業化”的討論增多,各界對拜登政府引領美國新一輪製造業發展抱有更多期待。 而事實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就已高調邁向“再工業化”,但成效似乎並不明顯。 那麼,拜登政府能否真正扭轉美國製造業長期衰退的大趨勢? 為回答這一問題,
我們開展美國“再工業化”系列研究,深度複盤美國近十五年的“再工業化”行程,以期更好地判斷美國乃至全球製造業的未來走向。

本文為該系列第一篇,聚焦於分析2009-2019年奧巴馬和特朗普時代下的“再工業化”行程。
總的來看,奧巴馬和特朗普的“再工業化”戰畧並未獲得積極評價。 從製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製造業就業以及製造業出口等表現看,1980年代以來美國製造業衰退的大趨勢並未扭轉。 究其原因,一方面,發達經濟體“去工業化”或被認為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 另一方面,美國製造業的成本劣勢、產業政策缺乏連貫性、以金融業過度繁榮為代表的經濟結構問題、以及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帶來的“特裡芬難題”等,進一步加大了美國重振製造業的難度。

回到當下,拜登政府如能突破上述瓶頸,方能在“再工業化”之路上更近一步。


01

美國“再工業化”啟程


1.1奧巴馬:“再工業化1.0”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開啟“再工業化”戰畧。
奧巴馬政府針對製造業的一攬子產業政策,被視為“再工業化1.0”,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幫助製造業復蘇與總需求修復,
一方面啟動《美國複蘇與再投資法案》(2009年2月),擬於未來十年新增逾8千億美元的基建、醫療、教育等投資,另一方面於2009年啟動有關兩大汽車製造巨頭(通用和克萊斯勒)的救助方案。
第二階段,提出重振製造業的中長期戰畧,
以2009年12月提出的《重振美國制造業框架》以及2010年8月生效的《美國制造業促進法案》為標誌,將製造業確定為美國覈心產業,以高端性、前瞻性製造業為抓手,以期重振製造業。
第三階段,補充政策細節,
於2010-16年期間出臺了《美國先進制造夥伴(AMP)計劃》、《振興美國制造業與創新法案》、《美國創新與競爭力法案》、《清潔能源計劃》等法案,進一步支持高端製造、新能源等細分領域發展。

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再工業化”何以艱難?插图1

奧巴馬政府啟動“再工業化”的經濟考量,可從推動經濟復蘇、經濟結構優化與國際收支平衡三方面理解。

首先,美國經濟在次貸危機中受重創,製造業投資成為需求復蘇的抓手。
2009年美國實際GDP萎縮2.6%,其中私人投資大幅萎縮21%,為二戰以來最嚴重的衰退。 美國失業率由次貸危機前4.5%左右,一路昇至2009年的10%,創1982年以來的新高。 囙此,奧巴馬擴大財政支出引導私人投資修復,幫助經濟復蘇。

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再工業化”何以艱難?插图3

其次,美國“產業空心化”問題暴露,經濟結構亟需優化。
不少人將次貸危機的爆發歸咎於美國經濟“脫實向虛”。 二戰以來,美國製造業在經濟中的角色持續下降,金融業則不斷上升。 截至2008年,製造業在美國GDP中的占比僅為12.2%,金融相關行業(金融、保險、房地產和租賃業)占比為19.1%,可見製造業行業增加值大幅落後。 此外,從行業就業占比看,金融業能够吸納的就業十分有限,無法彌補製造業崗位的流失。 2009年12月“重振美國製造業框架”提出時,美國失業率正處於9%以上峰值水准,亟需重振製造業以創造更多就業崗位。

再次,美國商品貿易逆差過大,亟需提升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
美國商品貿易逆差自1991年以來節節攀升,在2006年達到歷史最高,截至2008年仍超過8300億美元,是1991年的10倍以上。 即便美國服務貿易保持順差,商品貿易逆差過大仍放大了國際收支不平衡的風險,也不利於美元幣值穩定,受到奧巴馬政府的高度重視。 而縮小貿易逆差,從根本上需要重振美國製造業,提升商品出口競爭力。

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再工業化”何以艱難?插图5

1.2特朗普:“再工業化2.0”

特朗普時期延續了“再工業化”願景,但手段與奧巴馬時期明顯不同。
特朗普在2016年競選時就高喊“再工業化”口號,提出扭轉美國製造業就業長期下降趨勢、復興國內製造業,成功瓜分民主黨傳統票倉而獲選。 特朗普上任後,雖然振興製造業的目標不變,但政策思路與奧巴馬時期有明顯區別,囙此其政策被視為“再工業化2.0”。 其主要內容包括:一是,推動大規模減稅,大幅調降公司稅率,旨在增厚企業利潤、鼓勵企業加大資本開支; 二是,實施貿易保護,以期扭轉美國商品貿易逆差,同時引導投資回流; 三是,大力發展傳統化石能源,追求能源獨立,以促進經濟和就業。

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再工業化”何以艱難?插图7

特朗普啟動“再工業化2.0”的經濟背景是,美國經濟結構並未改善,且製造業面臨的國際競爭加劇。
對比奧巴馬,特朗普參選和執政時的經濟背景,不存在經濟復蘇的壓力。 2010-2015年,美國經濟整體有序復蘇,失業率呈下行趨勢; 截至2016年,美國失業率已經處於5%左右的低位,美聯儲已開始加息。 不過,美國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並未明顯改善。 譬如,美國製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在2016年下降至11.2%、繼續創歷史新低; 2008-2016年期間美國私人部門就業總數增長6%,而其中製造業就業人數反而减少了10%。 從國際收支看,2008-2016年期間美國商品貿易逆差縮窄9%,改善幅度不如人意。 更為關鍵的是,美國製造業增長在與中國製造業的比較中更顯黯淡:2009年,中美製造業增加值(名義)規模基本持平; 而截至2016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已經比美國高出50%。

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再工業化”何以艱難?插图9

1.3奧巴馬與特朗普的政策比較

我們將奧巴馬和特朗普時期“再工業化”戰畧歸結為兩個相同點和三個不同點。

相同點在於:
一是,二者的政策目的均是重新發展美國製造業,
對內希望實現製造業和服務業比重的再平衡,尤其希望扭轉製造業就業的流失,對外希望新增商品出口、縮小商品貿易逆差;
二是,二者都支持加大基建投資,
或都意識到基建老化是美國製造業沒落的關鍵制約之一,而基建投資能够為製造業後續發展打好基礎。

不同點在於:
一是,在政策思路上,
奧巴馬側重“重建”,即將重心放在國內製造業的重建與創新發展,對外鼓勵美國製造走向全球市場; 特朗普側重“回流”,對內鞏固關鍵產業鏈的同時,更動用貿易保護以鼓勵製造業投資和就業回流本土。
二是,在扶植美國企業的管道上,
奧巴馬更依賴於政府支出與補貼,一方面是出於當時經濟紓困的需要,另一方面希望借助政府力量鼓勵長期科技創新; 特朗普主張減稅並增設貿易壁壘,一方面增强國內企業盈利能力,另一方面新增外部競爭對手商業成本。
三是,在細分領域上,
奧巴馬傾向於發展新能源、汽車、高端製造等領域,前瞻性地佈局中長期製造業; 特朗普更重視傳統化石能源、國防等發展,此外其政策並未過多聚焦於某一具體領域。


02

美國“再工業化”成效評估


2.1“敗”:製造業投資、行業增加值、就業人數、商品出口

總的來看,奧巴馬和特朗普的“再工業化”戰畧並未獲得積極評價。 從製造業投資增速、製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製造業就業的修復情况以及製造業出口表現看,這些“再工業化”政策未能封锁1980年代以來美國製造業衰退的大趨勢。

第一,製造業投資增速下滑趨勢未能逆轉。
2010-2019年(排除經濟危機擾動後的奧巴馬與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製造業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速為4.1%,低於2003-2006年(互聯網危機後至次貸危機前)的4.6%,也低於1980-2006年平均值的5.2%; 即便排除價格因素,製造業投資物量指數增速也呈現類似的下滑趨勢。

第二,製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續下滑。
2010-2019年,美國製造業增加值年均增長3.4%,增速低於2003-2006年平均值(5.1%)和1980-2006年平均值(4.6%),也低於同期名義GDP年均增速的4.0%。 繼而,美國製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繼續延續下滑趨勢,由次貸危機前的13%左右,進一步下降至2019年的11.1%; 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也由次貸危機前20%以上,下降至2019年的18.3%。

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再工業化”何以艱難?插图11

第三,製造業就業人數增長緩慢,就業占比仍在下滑。
2010-2019年,美國製造業就業人數增速不及其他行業。 截至2019年底,美國私人非農就業總數較2009年底增長了20.2%,但製造業就業僅增長11.6%。 而且,美國製造業就業未能恢復至次貸危機前水准。 截至2019年底,美國私人非農就業總數相較2006年底新增了1388萬人(增長12%),但製造業就業總數减少了121萬人(减少8.7%)。 截至2019年底,製造業就業占非農總就業比重,較2006年下降了2.2個百分點至9.9%。

第四,美國貿易逆差雖有改善,但製造業占商品出口的比重下滑。
2010-2019年,美國貿易逆差較次貸危機前水准有所收窄,年均逆差約5100億美元,2003-2006年平均值約為6500億美元。 不過,貿易逆差的改善主要歸功於服務貿易順差的擴大,美國商品貿易逆差自2019年以來仍呈擴大趨勢,2018和2019年美國商品貿易逆差均超過2006年的峰值水准。 此外,美國製造業占商品出口的比重,由2003-2006年的77%左右,下降至2010-2019年的62%左右。

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再工業化”何以艱難?插图13

2.2“成”:經濟復蘇、基建投資、製造業FDI、教育

不過,全盤否定這段時期美國“再工業化”的成效或也不够客觀。
雖然美國製造業本身的增長表現平淡,但美國私人投資的整體表現可圈可點,尤其基建投資明顯增長,製造業領域的FDI加快流入,與先進製造業相匹配的人才教育與就業加快發展。 因此
從經濟紓困、引導製造業投資“回流”、以及佈局先進製造業等目標來看,這些政策並非無效。

第一,美國私人投資加快增長,失業率持續下降,經濟成功復蘇。
2010-2019年,美國經濟成功走出次貸危機陰霾,保持了十年的穩定增長,實際GDP年均增長2.2%。 其中,私人投資平均增長6.1%,高於2003-2006年平均值的5.8%以及1980-2006年平均值的4.3%; 私人投資對GDP增長的拉動平均為0.9個百分點,高於1980-2006年平均值的0.7個百分點。 此外,美國失業率由2009年最高10%的高位,持續回落至2019年的4%以下; 同期,製造業行業的失業率,由最高13%回落至2019年的3%左右。

第二,美國基建領域的私人投資明顯增長。
在美國非住宅類私人建造支出中,2010-2019年平均約80%來自基建領域的投資(包括運輸、通信、能源、公路和街道、下水道和垃圾處理、水供應、維護和發展等)。 經過PPI“建築材料和部件”調整以排除價格因素,美國非住宅類私人營建支出自2011年以後出現明顯增長,2012-2016年期間平均增長9.6%,遠高於2003-2006年平均值的0.3%。

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再工業化”何以艱難?插图15

第三,美國FDI中的製造業占比明顯提升。
2010-2019年,美國FDI總量平穩增長,年均增速為7.9%,略低於2003-2006年平均值的8.6%; 來自外國製造業企業的資金流入增長更快,年均增速為10.2%,明顯高於2003-2006年平均值的6.0%。 繼而,美國FDI中製造業占比,由2004-2006年的31%,提升至2015-2019年的40%以上。

第四,美國勞動力質量提升,與先進製造業相關的STEM教育以及就業人數快速增長。
奧巴馬和特朗普均重視提升理工科教育,鼓勵勞動力進一步匹配先進製造業發展。 2010-2019年,美國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STEM)相關高等教育人數持續快速增長,年均增長5%,2018-19年度授予了76萬相關學位,較2009-10年增長了55%。 從就業端看,2019年STEM學科就業人數較2010年新增了680萬人(其中本科以上學歷貢獻約70%),在所有就業人數中的占比上升了1.8個百分點至23.2%; 同期,科學與工程類(S&E)企業吸納就業增長了290萬人,在所有崗位中的占比提升了1.3個百分點至5.5%。

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再工業化”何以艱難?插图17


03

美國“再工業化”何以艱難?


在奧巴馬和特朗普時期,美國“再工業化”成效不佳的原因較為複雜、也頗有爭議。 一方面,發達經濟體“去工業化”被認為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 另一方面,美國製造業的成本劣勢、產業政策缺乏連貫性、以金融業過度繁榮為代表的經濟結構問題、以及美元作為國際儲備帶來的“特裡芬難題”等,進一步加大了美國重振製造業的難度。

1、商品內需有限

1980年代以來,與美國“去工業化”現象同時發生的是,商品消費占美國居民消費的比重持續下降。 次貸危機後,美國商品消費占比繼續維持下降趨勢,其中耐用品消費占比下滑更明顯,由2003-2006年平均的12.9%下降至2010-2019年平均的10.5%。 商品消費需求的下滑,與製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以及製造業就業占比的下滑是基本吻合的。 雖然美國“再工業化”戰畧在鼓勵投資方面費盡心力,但難以從根本上打破商品消費增長的瓶頸,自然限制了製造業投資和就業增長的空間。

事實上,製造業需求下滑是發達經濟體的通病,有時也被認為是一種順應經濟規律的“正常”現象。
IMF文章《去工業化:原因與影響》(1997)認為,1970年代以來全球“去工業化”並非製造業發展失敗的特徵,而是經濟成功發展的自然結果; 原因在於,居民收入增長並主動新增非商品消費占比,以及生產技術進步令製造業就業需求相對下降[1]。 《經濟理論雜志》在2012年的一份研究指出,基於全球31個主要經濟體的觀察,各國製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與人均GDP水准呈“倒U型”關係,暗示當一國經濟發展到較高水準時,人們對製造品的需求可能相對下降,對服務消費的需求相對上升[2]。 美國加圖研究所2021年的報告犀利指出,製造業就業的流失不僅發生在美國,也發生於其他發達經濟體中,製造業在國家經濟中的作用下降是經濟發展的正常現象,不應據此粗暴地判斷美國製造業政策的成敗[3]。

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再工業化”何以艱難?插图19

2、國際競爭加劇

在全球比較中,美國製造業成本劣勢仍然突出。
畢馬威2021年全球製造業成本調查報告顯示,基於2012-2019年數據,美國製造業“初級成本”(包括勞動力、地租、水電、稅收和利率等)競爭力在17個被調查經濟體中排名倒數第4,不僅顯著落後於中國、馬來西亞等發展中經濟體,也不及加拿大、韓國以及大多數歐洲國家,僅好於日本、巴西和瑞士, 成本劣勢十分明顯。 其中,美國勞動力成本過高是最為顯著的劣勢[4]。

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再工業化”何以艱難?插图21

中國製造業綜合實力的上升,無疑加大了美國重振製造業的難度。
2010-2019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在全球的占比由18.2%大幅上升至27.3%,同期美國、歐盟和日本的占比均出現下滑,且遠遠落後於中國。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製造業在此時期不斷邁向中高端化,與美歐的競爭加劇。 2013年以後,中國高技術和裝備製造業加快發展,電子設備、汽車等製造業表現尤為突出。 布魯金斯學會2020年的文章認為,中美之間正在進行“第四次工業革命之爭”,中國相對美國具有研發投入大、產業政策優、佔據全球供應鏈中心地位、以及更加重視科技標準等四方面優勢[5]。

此外,布魯金斯學會2016年的文章指出,美國產業政策失靈的一個可能原因是忽視企業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6]。 儘管美國“再工業化”戰畧包含豐富的優惠政策,但這可能
不足以扭轉部分“行業領袖”已經鋪墊好的全球化之路
[7]。 以蘋果公司的外包戰畧為例,2017-2020年期間,儘管特朗普大力鼓勵製造業回流,但蘋果公司供應商中的美國企業從2016年的78家縮減至49家,占比也下滑了2個百分點至8%。

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再工業化”何以艱難?插图23

3、產業政策“斷崖”

首先,奧巴馬時期政府支出未能延續高水准,或削弱產業政策效果。
如前所述,奧巴馬的產業政策以財政支出和補貼為覈心手段。 但在2010-2019年,美國政府支出占實際GDP比重呈下滑趨勢。 2009-2016年奧巴馬時期,美國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由最高時的21.9%,逐步下降至18%以下; 在2017-2019年特朗普時期進一步下降至平均17.4%。 次貸危機後,奧巴馬的“再工業化”政策包含了經濟紓困的成分,囙此推行較為順利; 但當美國經濟復蘇後,財政刺激不得不退坡,產業政策空間也更受束縛; 2014年中期選舉後,共和黨掌控參議院,令這位“跛脚總統”更難有所作為。

其次,政黨輪替破壞了產業政策的連貫性。
奧巴馬和特朗普支持的細分行業有明顯區別,意味著政策未能持續穩定地支持相關製造業深耕。 例如,奧巴馬支持發展汽車行業,大力補貼美國兩大汽車公司,汽車行業投資在2010-2014年期間大幅上升; 但特朗普時期再無相關政策,相關投資也隨之萎縮。 又如,奧巴馬出臺《清潔能源計劃》力挺新能源發展,也一定程度上通過嚴格的環保政策限制化工行業發展; 而特朗普上臺後否决了《清潔能源計劃》、大力支持傳統能源發展,化工行業投資明顯回升。

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再工業化”何以艱難?插图25

再次,特朗普的“逆全球化”政策對於製造業發展可能弊大於利。
從結果上看,2017-2019年特朗普時期美國製造業貿易逆差反而加速擴大。 特朗普的政策對美國製造業的負面影響來自多個方面:一是,特朗普的貿易保護遭遇他國反制,美國製造商的出口成本也被迫上升; 二是,貿易壁壘反而令部分製造商進口原材料和中間品的成本上升; 三是,特朗普時期有關海外利潤的稅收政策,反而鼓勵“外包”而不是“回流”[8]。 以醫藥行業為例,新的稅收政策鼓勵醫藥企業新增海外有形資產投資,以提升稅收豁免基數,這反而令更多製造環節“外流”。 資料顯示,2018年稅改政策(TCJA)實施以來,美國醫藥製造業進口上升明顯快於出口、貿易逆差擴大。

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再工業化”何以艱難?插图27

4、金融發展過度

美國金融業繁榮可能侵蝕製造業發展空間。
BIS在2015年的工作論文指出,全球20個地區過去30年的資料顯示,金融業對實體經濟存在擠出效應。 其模型分析認為,一方面因為金融業傾向於支持資產更具有質押性(有形資產占比高)但生產率較低的項目,另一方面因為金融業可能吸引高技術勞動力從研發密集型產業流出[9]。 次貸危機後,美國超寬鬆貨幣政策之下,大幅下降的利率為金融服務業創造了良好的發展環境。 美國金融、保險、房地產及租賃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003-2006年平均的19.9%上升至2010-2019年平均的20.4%。 但美國金融業的繁榮似乎並未帶來實體經濟的繁榮,而更可能擠佔製造業發展空間。 例如,儘管美國政府希望加大高端製造業人才儲備,但由於金融業薪酬較高,製造業企業在人才爭奪戰中自然處於劣勢。 2010-2019年,美國金融業薪酬增速進一步超過製造業,截至2019年金融業平均薪酬高出製造業30%。

金融市場繁榮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投資短視化。
《美國事務》2022年秋季報告指出,美國上市企業過於關注短期資本回報最大化,導致長期投資不足:2009-2018年,標普500成分公司將91%的淨利潤以股票回購或股息的形式分配給了股東,這意味著用於研發、設備投資和流程優化的部分十分有限[10]。 資料顯示,2000年初美股上市公司的資本開支是回購與分紅總額的兩倍,但次貸危機前後,上市公司資本開支的占比明顯下降。 在2018年特朗普減稅後,企業傾向於將增長後的稅後利潤更多用於股票回購與分紅,而不是新增資本開支[11]。

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再工業化”何以艱難?插图29

5、美元升值

次貸危機後,隨著美國經濟成功復蘇,美元呈現走强趨勢。
2010-2019年期間,美元指數累計升值約20%。 奧巴馬政府支持“强美元”,希望國際社會對美元重拾信心; 特朗普政府雖然支持“弱美元”,以捍衛美國商品出口競爭力,但美國經濟增長良好、美聯儲處於加息週期(2016-2018年),美元指數持續獲得支撐。 此外,2010-2019年歐洲經濟受歐債危機衝擊較深、復蘇較緩,日本經濟則仍陷長期通縮,歐日貨幣政策更為寬鬆,進一步促使美元走强。

美元升值對美國製造業出口產生負面影響。
歷史上,當美元實際有效匯率(REER,衡量相對於貿易夥伴的貨幣價值)走高時,美國淨出口往往加速下降並對實際GDP產生拖累。 雖然美元升值意味著國內購買力上升,但出口競爭力下滑對製造業的負面衝擊更為顯著。 據紐約聯儲報告(2015)測算,若美元匯率在一個季度內升值10%,將導致此後全年實際出口金額下降2.6%,但進口成本不會顯著下降(原因在於外國出口商會調高產品價格),最終或將令淨出口對美國GDP的拉動下降0.5個百分點; 而且,美元升值的負面衝擊可能會持續數年[12]。

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再工業化”何以艱難?插图31

風險提示:
美國產業政策執行情况存在不確定性,美國製造業評估名額或有爭議,美國企業投資決策或存其他考慮等。

注:本文來自平安證券於2023年9月26日發佈的《
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再工業化”何以艱難?
》; 報告分析師:
鐘正生、範城愷

文章來源:格隆匯

聯系郵箱:0xniumao@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