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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届北京国际图书节成功举办

9月1日—5日,第二十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在首钢园成功举办。除首钢园的主会场之外,遍布北京市区的各大综合书城、新华书店等一百多家门店也设置了线下分会场,同时京东、当当设置了线上分会场,相互呼应。你在展会现场看到的书,可以在京东、当当一键下单,享受联动的优惠价格。对于不能亲临现场的书迷,也可以在手机上通过VR技术来“云逛展”。这些设计让本届北京国际图书节成功出圈,也让我们再次认识到:对整个内容产业大厦来说,图书出版始终是最坚实、最重要的底座,图书兴,则内容产业兴。

消息就是这样,来看看能学到什么知识。

你可能知道,我之前也是出版社的图书编辑,如果你问我,一本图书要卖好,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我会说,是一本书的名字。很多时候,一个名字就决定了一本书的生死。

比如经典畅销书《牛奶可乐经济学》。这本书原来叫做《博物经济学》,是从英文名直译过来的,但是“博物”这两个字大家听起来相当陌生,既有点高冷,又有点像无所不包的大杂烩。这个书名就注定了火不了。后来编辑想到,之前有一本《怪诞心理学》在台湾的译本叫做《苹果橘子心理学》,卖得很好,于是把这本《博物经济学》改成了《牛奶可乐经济学》,一炮而红。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多年前,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的代表作《球形的荒野》引进中国后,没掀起任何浪花,后来书名改成《一个背叛日本的日本人》,结果大卖。还有湖南小说家黄晓阳的一本小说,之前书名叫《奸商》,销量不好,后来改成《阳谋高手》,大卖特卖。甚至连著名小说家毛姆,他写的一本小说《史蒂芬·凯利的艺术人生》,没有出版社愿意出,后来毛姆把作品重新修改润色,名字也变成了《人性的枷锁》,结果成为毛姆最畅销的代表作之一。

我专门跑去问我的同事、得到图书负责人白丽丽老师:你们取书名有没有特别纠结的时候?白丽丽老师说,有啊。比如陈海贤老师的新书《爱,需要学习》,当时一共想了三个名字,另外两个是《了不起的我们》和《陈海贤亲密关系讲义》。

他们是这样考虑的:陈海贤老师的上一本书《了不起的我》已经销售了40万册,在读者心中有很大的心理账户,如果这一本叫《了不起的我们》,可以看成是《了不起的我》的续集,前一本讲个人的自我发展,后一本讲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如果叫《陈海贤亲密关系讲义》,那么,是融入了得到图书的“讲义”系列,这是比单本的《了不起的我》更大的一个心理账户。之后每一本得到“讲义”系列的出版,都能带动这本书的销量,从而实现长销。

你看,无论是《了不起的我们》还是《陈海贤亲密关系讲义》,都各有各的道理。那最后为什么选择了《爱,需要学习》这个书名呢?白老师说,前面两个书名虽然可以“借势”,但也限制了这本书的阅读群体。

如果你没有读过《了不起的我》,那么你看到《了不起的我们》这个书名会有点莫名其妙,不知道是讲啥的,需要额外的解释成本;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之前不是得到图书的读者,那么看到“讲义”这两个字会有点望而生畏。

换句话说,“借势”可以为图书销量兜底,但会限制图书本身的破圈。到底应该选择“借势”还是大胆追求“破圈”,取决于这本书本身的畅销潜力有多大。就这本书而言,那必须是当仁不让地去破圈,所以敲定了《爱,需要学习》这个书名。

最后,我引用湛庐文化创始人韩焱的一句话:作为出版专业人士,永远不要期待爆款出现,但要一直为爆款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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