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5日，第二十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在首钢园成功举办。除首钢园的主会场之外，遍布北京市区的各大综合书城、新华书店等一百多家门店也设置了线下分会场，同时京东、当当设置了线上分会场，相互呼应。你在展会现场看到的书，可以在京东、当当一键下单，享受联动的优惠价格。对于不能亲临现场的书迷，也可以在手机上通过VR技术来“云逛展”。这些设计让本届北京国际图书节成功出圈，也让我们再次认识到：对整个内容产业大厦来说，图书出版始终是最坚实、最重要的底座，图书兴，则内容产业兴。
消息就是这样，来看看能学到什么知识。
你可能知道，我之前也是出版社的图书编辑，如果你问我，一本图书要卖好，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我会说，是一本书的名字。很多时候，一个名字就决定了一本书的生死。
比如经典畅销书《牛奶可乐经济学》。这本书原来叫做《博物经济学》，是从英文名直译过来的，但是“博物”这两个字大家听起来相当陌生，既有点高冷，又有点像无所不包的大杂烩。这个书名就注定了火不了。后来编辑想到，之前有一本《怪诞心理学》在台湾的译本叫做《苹果橘子心理学》，卖得很好，于是把这本《博物经济学》改成了《牛奶可乐经济学》，一炮而红。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多年前，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的代表作《球形的荒野》引进中国后，没掀起任何浪花，后来书名改成《一个背叛日本的日本人》，结果大卖。还有湖南小说家黄晓阳的一本小说，之前书名叫《奸商》，销量不好，后来改成《阳谋高手》，大卖特卖。甚至连著名小说家毛姆，他写的一本小说《史蒂芬·凯利的艺术人生》，没有出版社愿意出，后来毛姆把作品重新修改润色，名字也变成了《人性的枷锁》，结果成为毛姆最畅销的代表作之一。
我专门跑去问我的同事、得到图书负责人白丽丽老师：你们取书名有没有特别纠结的时候？白丽丽老师说，有啊。比如陈海贤老师的新书《爱，需要学习》，当时一共想了三个名字，另外两个是《了不起的我们》和《陈海贤亲密关系讲义》。
他们是这样考虑的：陈海贤老师的上一本书《了不起的我》已经销售了40万册，在读者心中有很大的心理账户，如果这一本叫《了不起的我们》，可以看成是《了不起的我》的续集，前一本讲个人的自我发展，后一本讲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如果叫《陈海贤亲密关系讲义》，那么，是融入了得到图书的“讲义”系列，这是比单本的《了不起的我》更大的一个心理账户。之后每一本得到“讲义”系列的出版，都能带动这本书的销量，从而实现长销。
你看，无论是《了不起的我们》还是《陈海贤亲密关系讲义》，都各有各的道理。那最后为什么选择了《爱，需要学习》这个书名呢？白老师说，前面两个书名虽然可以“借势”，但也限制了这本书的阅读群体。
如果你没有读过《了不起的我》，那么你看到《了不起的我们》这个书名会有点莫名其妙，不知道是讲啥的，需要额外的解释成本；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之前不是得到图书的读者，那么看到“讲义”这两个字会有点望而生畏。
换句话说，“借势”可以为图书销量兜底，但会限制图书本身的破圈。到底应该选择“借势”还是大胆追求“破圈”，取决于这本书本身的畅销潜力有多大。就这本书而言，那必须是当仁不让地去破圈，所以敲定了《爱，需要学习》这个书名。
最后，我引用湛庐文化创始人韩焱的一句话：作为出版专业人士，永远不要期待爆款出现，但要一直为爆款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