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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专业地读史记?

《史记》是二十四史之首,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以说是历史爱好者的必读书。我自己在读《史记》的时候,主要是把它当成历史故事来读的,只知道什么人干了什么事,并没有仔细琢磨过文本结构。

我们知道,《史记》属于纪传体通史,司马迁把所有人物传记分成了三类:本纪、世家和列传。本纪写的是帝王级别的人物,像黄帝、尧、舜、周武王、秦始皇等等;世家写的是比帝王低一个级别的历史人物,主要是分封的王侯,以及影响力等同王侯的人物,像姜子牙、周公、孔子、萧何、张良等等;最后的列传,是政治地位更低一层的人物,像商鞅、张仪、荆轲、老子、孟子,都出现在这一部分。

王鼎杰老师提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本纪的第一篇,是讲轩辕黄帝;世家的第一篇,是讲吴太伯,这个人物是商代的,比轩辕黄帝晚了一千多年;而列传的第一篇,是讲伯夷叔齐,他们是商末周初人,比吴太伯晚了200年左右。你看,这是不是有点奇怪?如果本纪、世家、列传,纯粹是按照人物的政治等级来划分,那么每一级的人物都应该从同一个时代开始讲起。

难道说,司马迁认为,吴太伯之前只有帝王才值得记载?伯夷之前,只有诸侯才值得记载?这肯定讲不通。对于这个问题,王鼎杰老师给出的答案是,本纪、世家、列传这三个部分的开始点,另有深意,是按照“华夏文明的三波浪潮”来划分的。

第一波浪潮,是华夏文明秩序的形成;第二波浪潮,是国土的开拓和分封制的形成;第三波浪潮,是个体觉醒和庶民阶层的崛起。每部分的开篇第一个人,都是对应浪潮的代表人物。

我们从第一波开始说,这部分对应的是本纪,司马迁是从黄帝写起的。实际上,在司马迁的时代,主流观点讲历史,不是从黄帝讲起,而是从尧舜讲起。因为孔子认为,尧舜之前的政治人物,神话传说色彩太重,对他们的态度是存而不论。孔子整理的《尚书》就是从尧舜开始。在汉武帝时期,《尚书》是官方认可的核心经典,也代表了官方认可从尧舜开始的历史叙事。

那为什么司马迁要选更早的黄帝来作为《史记》的第一人呢?如果只是为了找一位时间上比尧舜更久远的,那为什么不写神农氏呢?在《史记·五帝本纪》里有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也就是说,在黄帝之前,神农氏已经是统治者了。这该怎么解释呢?

王鼎杰老师认为,玄机就在“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这句话里。按照《史记》的记载,天下秩序原本由神农氏主导,但是后来这个秩序崩溃了。诸侯之间常常爆发战争,百姓深受其害,而神农氏已经没有能力去平乱了,这还引发了蚩尤入侵,和炎帝势力扩张。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黄帝“习用干戈,以征不享”。“习用干戈”就是整顿军事力量,“以征不享”是讨伐那些不去朝见神农氏的诸侯。也就是说,黄帝起兵了,他的目的是恢复神农氏的统治秩序。当黄帝打出“以征不享”的旗号后,诸侯们纷纷前来投靠。

这个时候,黄帝开始重整军备,“治五气”,就是改良历法,“设五量”,就是设立度量衡,恢复生产,安抚百姓。最后,黄帝战胜了炎帝和蚩尤,赢得了广泛的拥戴。诸侯们都尊黄帝为天子。轩辕氏,就这样取代了神农氏。

现在你应该能够体会到,司马迁写历史的高明之处了。在他的叙述中,黄帝是一个乱世中的复兴者。历史从复兴开始写,要比从开创写更有深意。有开创就有结束,但复兴没有结束,只有不断再现,绵延不绝,成为华夏历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源头。

进一步来说,黄帝开启的新秩序,不只是老秩序的恢复,还是复兴中的融合与壮大。黄帝把数以万计的部落,整合成了一个大的部落。失败的一方,比如炎帝,没有被彻底消灭,而是和成功者一起融合成了一个更大的文明。

后来刘邦在沛县举兵,是先祭拜黄帝,再祭拜蚩尤。得天下之后,更是将黄帝和蚩尤同时祭祀。这就说明,在汉代,蚩尤也融入了黄帝的文化谱系之中。中华文明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这种多元和融合的基因。黄帝,也就最能代表中华文明秩序的开端。

看懂了本纪为啥从黄帝开始,接下来咱们说说世家,这对应的是华夏文明第二波浪潮——分封制。分封制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但是为什么要从吴太伯开始写呢?在周代的诸侯里,吴国是一个非常边缘的存在,地位和影响力都有限。按道理说,世家的第一篇,怎么轮都轮不到吴国。

关于这个问题,过去人们都把焦点放在道德上,关注吴太伯把国家权力让给弟弟这件事。周太王的嫡长子是吴太伯,后面两个是仲雍和季历。按道理说,继承人肯定是吴太伯,最小的季历没资格当继承人。但是季历后来生了个儿子,也就是日后鼎鼎大名的周文王姬昌。周太王很看好姬昌,想让姬昌成为国君,而要让姬昌成为国君,得先传位给姬昌的父亲季历。

吴太伯与弟弟仲雍看出了父亲的苦恼。于是,这两兄弟主动放弃了继承权,还一路远逃,从此再没有回到故国。后来季历继承了王位,进而让姬昌成了下一代的继承人。这就是著名的太伯让国的故事。

王鼎杰老师认为,司马迁选择吴太伯做世家第一人,除了道德,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吴太伯兄弟二人远走他乡,从黄河流域,逃到了当时还是蛮荒之地的长江流域,还在当地新建了吴国,与分封制不谋而合,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跨地域融合、交流的大传统。

在吴太伯的时代,黄河流域远比长江流域发达。黄河流域本身有非常发达的水系,而且还有优质的黄土,非常适合早期农业的开发。尤其是关中平原,从关中平原向东,一直到汴水,有接连不断的河流交汇进来,沿着黄河形成了一个东西走向的生产带,也是司马迁那个时期最发达的地带。相比之下,当时的长江流域就没那么繁荣了,甚至可以用“蛮荒之地”来形容。

吴太伯兄弟的远走,是从一个高度发达的地区,去了一个极度不发达的地区。他们不光在这里生活了下去,还把先进地区的经验和技术带到了这里,得到了当地人的拥护。越来越多的人,自发追随在这兄弟二人身边定居,形成了新的聚落,最终发展成了一个新的国家,吴国。

如果说分封制的意义在于开拓,那么吴太伯去长江流域建立吴国,无疑是最有意义的开拓,世家从吴太伯开始讲起就顺理成章了。

最后咱们来说列传。这对应的是华夏文明第三波浪潮——个体觉醒和庶民阶层的崛起。

列传的第一篇,是伯夷叔齐的故事。伯夷和吴太伯很像:伯夷是商朝末年孤竹国国君的大儿子,是君位的第一继承人。但当时老君主却更想让三儿子叔齐继位。于是伯夷选择逃走,放弃继承权,成全叔齐。表面上看,这就是吴太伯故事的翻版。

但是在王鼎杰老师看来,这两个故事的差别很大。

第一,是逃走的人不一样。在吴太伯的故事里,吴太伯带着弟弟仲雍一起逃走,将国君的位置留给了季历。但伯夷叔齐这一次,老国君想传位给叔齐,而叔齐却跟着伯夷一起逃走了。

第二,两起事件的结果也不同。吴太伯和仲雍逃走后,在吴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仍然是贵族。而伯夷和叔齐却从此浪迹天涯,成了平民。主动放弃贵族身份,成为普通百姓,这在当时是相当不可思议的。

在伯夷的时代,贵族是必须要有家族归属的。因为有了家族归属,自己的贵族身份才能得到保障,自己的后代才能世世代代做贵族。那些离开家族的贵族,大多会等待机会返回家族,或组建自己的新家族——吴太伯兄弟就是这样,他们二人虽然放弃了继承权,却新建了吴国,他们最后还是贵族。可伯夷叔齐不一样,他们一路走下去,至死也没回归贵族世界。

我们知道,贵族制式微而庶民阶层崛起,这是秦汉以来的古代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一大特征。从这个角度看,伯夷叔齐放弃贵族身份而归于平民,非常具有象征意义。当然,伯夷叔齐的觉醒过于超前了,在当时注定无法成为主流。等到春秋战国,随着分封制的崩溃,才真正掀起个体觉醒和庶民崛起的浪潮。所以,列传的第二篇,司马迁一下就跳过了四百年的历史,直接选择了春秋时期的管仲和晏婴。在王鼎杰老师看来,这个跳跃和选择,正是司马迁对历史的独特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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